类似的，在边沁所列四种不能施加惩罚的情形中，第一种、第二种、第四种情形是针对刑罚的收益而言的，而第三种情形是针对刑罚的成本而言的。
在这个背景下，刑法处罚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收益明显大于刑法处罚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成本，因而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具有可罚性。不难发现，无论是张明楷教授的观点还是边沁的主张，都明显体现了成本一收益的法律经济学思考方法。
应当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中立帮助行为的实施者只有一个正当目的（完成日常生活行为或业务行为的目的），而没有非法目的。应当说，不可替代的原因说所得出的判断结论比较契合刑事政策的要求。可见，戴昕教授的上述分析思路是不完整的。从语义上看，被帮助者应当是指那些事实上获得了帮助的人。更何况，与真正的片面帮助犯相比，中立的帮助行为的可罚性更低。
经过一番分析，戴昕教授得出了以下三个阶段性结论：其一，自杀行为的社会成本较高。更何况，将所有的中立帮助行为一概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在结论上也难言妥当。专门法治工作队伍主要包括在人大和政府从事立法工作的人员，在行政机关从事执法工作的人员，在司法机关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员。
另一方面，法律是道德的保障，应当通过法律规则和法律的强制性规范人们行为、惩罚违法行为来引领道德风尚。这五个方面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核心要素，也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主要任务。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人员必须信仰法律、坚守法治，端稳天平、握牢法槌，铁面无私、秉公司法。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归根到底，法治是处理活力与秩序这一国家和社会治理基本问题的法宝，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划定法治五线谱，既把国家和社会各项活动放在秩序的理性界限内而不至于跑调，又使社会活力能够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谱奏出中国之治的华美乐章。他还指出，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就要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一方面，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只有那些合乎道德、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才能为更多人所自觉遵行。同时，我们在具体工作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依法打击孤立极少数、团结教育挽救绝大多数，最大限度地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减少对立面。形成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基础性、保障性作用。
法治实施当中，最重要的是宪法实施。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宪法观。（五）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依规治党的概念和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命题。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
我们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长期稳定的法治保障。全民守法，就是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根本活动原则，并负有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保证宪法和法律实施的职责。
要努力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在全社会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护法的良好氛围。以法治来激励和保护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我们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注重堵漏洞、强弱项，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要讲究辩证法，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全面看待社会稳定形势，准确把握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不能简单依靠打压管控、硬性维稳，还要重视疏导化解、柔性维稳，注重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发动全社会一起来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坚持执法司法为人民，依靠人民推进公正执法司法，通过公正执法司法维护人民权益。五个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坚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2010年，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时就明确提出要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在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及时提出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使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依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良法善治的法治模式、人民至上的法治话语中铸就的人民的法治理论，与人权的法治保障、人民的法治需求、人类的法治理想紧密相连。提高立法质量，关键在于：一要尊重和体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和发展客观规律，使法律准确适应改革发展稳定需要，积极回应人民期待，更好协调利益关系。
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突出表现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强调要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 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首先要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
习近平同志深刻论述了保证宪法实施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法治权威能不能树立起来，首先要看宪法有没有权威。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政治和法治的关系 政治和法治的关系是法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法治实践的根本问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坚定不移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大决定和决策部署都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红线，就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在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树立自信、保持定力、毫不动摇。
法治权威能不能树立起来，首先要看宪法有没有权威。一、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大意义的论述 习近平同志用三个理论命题精辟论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重要地位，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这一重大认识问题，释明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前提。
抓住关键少数，就是要让各级领导干部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发挥关键作用。这是习近平同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反复强调的重大关系之一。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 全面依法治国 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 法治理论创新 基本精神 核心要义 近百年来，在中国革命、改革、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矢志不渝地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法治实践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法治中国概念的提出和建设法治中国战略布局的形成，旨在解决法治建设中各自为政的问题，增强法治建设的系统性、协同性。习近平同志一贯强调严格执法，他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在社会转型、矛盾凸显的当前形势下，要引导全体人民通过法律程序来合理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利、文明解决纷争。
习近平同志强调科学立法，是为了提高立法质量。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就是要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更好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性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机关必须以坚定的政治立场、高度的政治清醒、强烈的政治自觉，把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中，许多改革举措都是制度性重构，是涉及利益关系和权力格局调整的硬骨头，是躲不开绕不过的深水区，是多年来想都不敢想、想了也不敢做、做了也未做成的老难题。
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他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
